青海海北州门源县发生4.5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三、宪法实施的保障——从违法审查到违宪审查 宪法的实施，有赖于特定制度的保障。

它主要指的是民法典可以提供一种社会组织原理，从而发挥编织私人间关系，维护个体的非政治性自由，建构市民社会，参与缔造近代宪法所期待的个人对峙国家、市民社会对峙政治国家的基本秩序等方面上的建构性功能。[72] 〔德〕卡尔·拉伦茨著、王晓晔等译：《德国民法通论》（上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然而，在美国式的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二元说或德国式的基本权利防御权理论来看，民法典无法保障个体的基本权利，充其量只能保护个体所享有的对抗其他个体的权利，即一种可谓非政治性的自由权利。第一，在大陆法各国纷纷进入解法典化时代的当今，吾侪执念于编纂一部古典式民法典，并想望它发挥近代性的宪法功能，这至少从表面上看带有多少的反历史性。在学术上采用以政治性对应政治性的手法，应是当今我国民法学界有代表性的学者在严峻的政治语境中所磨砺出来的一种智慧。君不见，此度民法典的编纂，既然可以肇始于一个政治决断，当然也可能被各种意志主体寄寓了各自的政治理想。（原文载于《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此为底稿） 进入 林来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法典 宪法学 。

龙卫球教授主持的北航法学院课题组所起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则编》草案建议稿（条文版）中亦写道：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制定本法。这实际上就是根据现代宪法的规范原理和精神，给作为传统民事权利的契约自由确定了公法上的界限。为避免恶治，走向善治，执政党要约束国家权力，执政党官员要放弃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特权，政府要主动让出应当归还给社会的那部分权力，并不得偏向那些掌握权力资源或稀缺性生产要素的强势集团，实现执政党、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的共同管理。

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具有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第62条第1项和第67条第1项），具体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宪法第62条第11项）。国家机构规范得到有效实施的结果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不断完善，立法机关至上原则得到实现，民主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第67条第6、7项）。宪法委员会只有积极推进程序法治建设，并在保障宪法实施的职权活动中恪守程序正义，其违法审查和违宪审查的裁判才具有权威性。

然而，当下的现实情形是，无论对于行政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违法审查，还是对于法律的违宪审查，有关职能部门都予以回避而不做出任何解释。[26] 参见胡锦光：《论我国宪法救济制度的完善》，《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6—7页。

[16] 参见李步云：《中国宪政之路》，载蔡定剑、王占阳主编：《走向宪政》，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9页。在现实条件下，确认和肯定个人利益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它也可能导致自私自利的膨胀，这是需要加以防犯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过去，他们崇尚物质主义国家哲学，拼命追求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以下两组数据表明，我国公民的权利保障请求不仅十分强烈，而且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 1994—2004年全国群体性事件情况[51] 中国群体性事件保守数量统计（1999—2011）[52] 群体性事件等体制外的利益（权利）表达方式属于不健康的表达方式，会使社会生产力遭受破坏，应尽量予以避免，唯一的方法是将各种利益（权利）需求纳入体制之内。第一种方式可谓之宪法的实体性实施或者消极性实施，集中体现了宪法的立宪主义价值，反映了宪法实施的高级水准。[57]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党将依据宪法和法律对国家和社会实行领导，不享有超越于国家和社会之上的利益，党员干部不再享有任何特权，那么，各种政治禁忌也就无所依附了。充分地享有权利，妥善地保障权利，从根本上讲，取决于众多的权利主体在人格尊严上的深刻自觉、在社会道德上的互敬互信、在制度运作上的积极行动。

二、宪法实施的内容——从国家机构规范到基本权利规范 强调民主是宪法实施的前提，目的是强调国家权力必须由民意来监控。为英国的司法独立进行过不懈抗争的王座法院首席法官爱德华•柯克，我国春秋时期的齐太史兄弟，[34]汉代的张释之，当代政治家彭真，堪称典范。

第97条第（一）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当今中国的民主，可以归纳为三大民主：由人大制度展开的关于国家权力组织和运行的人大民主，执政党的党内民主，以多党合作和基层群众自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民主。

这是所有国家（地区）宪法守护者都应具有的品格。[22] 笔者之所以将宪法监督与宪法实施、违宪审查相提并论是因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宪法监督属于宪法实施的方式之一。这方面需要落实的宪法条款，除了第5条第4款外，还有第73条（国务院或者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必须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质询）。四、宪法实施的动力源泉 宪法实施的动力源泉，指与宪法的有效实施最为切近因而最具根本意义的那些条件。将发展民权作为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身体力行而卓有成效者，首推伟大的孙中山先生。有人民群众来信建议，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

权利文化在我国的滥觞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前后，但因其对社会现实具有批判意义而得不到执政者的支持，故虽流行百余年而始终未能成为主流文化。[48]公民的权利需求是宪法监督制度得以有效运转的重要推动力量，这是确定无疑的。

[48] 参见夏勇：《中国民权哲学》序，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5页。[46]有学者断言：尊重个人利益是衡量制度公正的前提。

比如，对于现行宪法中的3个权力无限条款，似可通过宪法解释来处理：（1）关于全国人大行使其他职权（第62条第十五项）的规定。只有在民主制度失灵，即发生了多数主义暴政之后，违宪审查才有必要。

定宪法，开国会，在伸张民权。[16]蔡定剑教授曾经指出，我国当前的一切矛盾和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民主的缺失。（2）设立独立的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28] 钱穆：《文化学大义》，［台］中正书局印行1981年版，第3页。

[58] 关于理顺党委与人大关系的问题，参见蒋劲松：《论党委与人大关系之理顺》，《法学》2013年第8期，第21—28页。宪法委员会的主观能动性，是宪法监督制度正常运转和宪法有效实施的内在驱动力。

我国的宪法保障制度是宪法监督。宪法委员会成立后，应由相应的法律对这些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

如何落实这一规定精神，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真正成为不受任何个人、机关、团体之控制的民意表达机关，换言之就是如何健全、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问题，[20]其中不仅涉及宪法的修改，还涉及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监督法的修改，甚至还涉及到某些法律（如政党法、行政编制法）的创制。这些法律的创制、修改、实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最终都归结为宪法文本中的国家机构规范的修改、完善和实施。

被宪法委员会审查认定为违宪或违法的法律文件，究竟是自始无效，还是自审查决定生效之日起无效？法律似应明确规定，自审查决定生效之日起无效。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革命党与执政党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对立与斗争，在政治上代表一部分人（人民）的利益，而后者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和谐与合作，在政治上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片面强调公共利益，漠视、否定个人利益，并不能确立和实现公共利益，反而会造成一系列社会恶果，如公共利益幻化、权力滥用、虚伪盛行等等。

不仅使民权学说体系化，而且使民权理论成为一套完备而富于可操作性的治国安邦之术。其四是正式审查之后的决定。

第二种方式可谓之程序性实施或者积极性实施，包含着权力行为不违宪的最低要求，也存在着背离立宪主义价值的危险，反映了宪法实施的初级水准。宪法委员会成立后，相应的法律应对这些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

因此，关于我国的宪法保障制度的理论探讨，仍然不得不回到前述四种模式上来。这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强大的原因的认识，从制度层面深入到文化，是清代最有价值的政治理论创新，堪称中国人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但由于三纲五常的禁忌根深蒂固而未占舆论的主流。